锚企业与科技新城共生模式研究:以阿里巴巴和杭州未来科技城为例

以阿里巴巴和杭州未来科技城为例，采用Logistic模型探讨锚企业与科技新城共生模式，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阿里巴巴和未来科技城属于互利共生模式，阿里巴巴成长会促进未来科技城发展，而未来科技城发展也会反哺阿里巴巴的成长。2013-2016年两者共生系数之间的差值不断缩小，表明阿里巴巴和杭州未来科技城的共生模式从偏利共生转向互利共生。     

研发模式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将企业研发模式分为自主研发、合作研发和双重研发三种，使用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不同研发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在异质性企业中的差异情况。全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双重研发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最好，合作研发的激励效果次之，自主研发的激励效果最弱。企业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自主研发对高成长性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最显著，合作研发对低成长性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激励效果最显著；对于无融资约束的企业，双重研发模式是提升创新绩效的最佳选择，但是对有融资约束的企业，其提升效果最弱。     

结构性违约、信用分层与评级机构的策略性反应——来自中国信用债市场的证据

2014年以来，以主要集中于民企的"结构性违约"宣告了中国信用债市场刚性兑付的"结构性打破"，债券市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利用2013-2017年债券数据，本文深入分析了结构性违约对评级机构行为和效率的影响，主要有如下发现：首先，信用评级的市场公信力会因政府隐性担保导致的"刚性兑付"而削弱；其次，结构性违约爆发之后，信用评级的整体效率有所提升，但在不同发行主体呈现分化，对于非城投类企业，信用评级对发行利差的影响显著增大，意味着评级公信力的显著提升，而对于城投类企业，评级效率并未明显改善；进一步研究表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评级机构在违约后采取了差异化的评级策略，对于违约风险较大的非城投类债券，评级机构倾向采取"收紧评级"的策略；对于违约风险较低的城投债，评级机构倾向于采取"放宽评级"的策略。这种策略性行为是导致市场"信用分层"的重要原因，并有可能推升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     

网络嵌入特征与研发经历对通讯企业预研阶段研发者选择的影响

预研关系到企业在未来行业发展中的竞争优势，但以往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国防军工企业，对一般民用企业研究较少。从研发者嵌入的网络结构与其自身属性特征两个角度出发，验证通讯企业在3G到4G技术跨越过程中选择预研研发者的影响因素，给出中介中心度、自我中心网结构洞、研发经历3个方面的假设。通过稀有事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自我中心网中的结构洞个数越多、以往研发技术经历越丰富，研发者越可能被选拔进入企业预研活动。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可为企业预研中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跨界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元分析发现与未来展望

跨界作为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备受关注，然而因缺乏统一的整合框架，两者关系研究结果呈现出差异性。为厘清两者关系，应用元分析法对86篇跨界与企业创新关系文献进行整合分析。结果表明，跨界与企业创新有较强的整体正相关性，但研究结果存在异质性。在研究层级方面，不同层级下两者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团队层级两者的相关度最高；在行业类别方面，不同行业类别下两者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制造业企业跨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最显著；在文化情景方面，不同文化情景下两者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中国文化情景下，跨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显著。最后，就跨界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空白点和未来方向进行了研究展望。     

税收优惠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多元机制研究——来自中国软件与集成电路产业的证据

创新政策一直是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是一种具有市场导向性的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政策对企业产生激励作用的原因尚不清晰。选取对我国技术突破有重要作用的软件与集成电路企业，采用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聚焦2011年国家对软件与集成电路行业的两个税收优惠政策，运用双重差分法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发明专利申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非发明专利申请无显著影响。融资约束、企业避税行为等是税收激励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另外，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规模、产权和区域企业有不同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产出促进作用更大。从税收优惠政策长期影响看，该政策对专利申请的影响存在时滞性，而发明专利申请在政策发生当年就显著增加。研究结论可为明晰税收优惠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提供有益启示。     

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中的资源配置有效组态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制造企业的内部资源有效配置是关系到转型升级成效的内在问题，但资源配置的组态如何影响转型升级成效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文章将企业的资源要素分为研发投入、人才水平、发展潜力以及客户集中度四个方面，将企业规模设为调节变量，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31家制造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得到资源配置的四种有效组态形式为：高抗风险型、高创新投入型、高市场地位型以及紧密客户关系型。研究结论证实了转型升级资源配置组态效应的客观存在，既丰富了企业转型升级理论及方法，也为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及有效性分析提供了的启示和参考。     

国家创新型城市对属地创新能力影响效应评估——政策动态过程与政企互动视角

选取2003-2016年城市数据样本，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分批次确立的特性，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和处理效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创新型城市对属地创新能力的整体效应、长期动态效应和批次效应。结合城市创新微观主体构成特性，分析属地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及企业类型异质性对属地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国家创新城市对属地创新能力提升在长短期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且越早确立的城市对属地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效果越显著；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且企业集团作用大于上市公司和一般企业。最后，提出创新型城市建设相关政策建议。     

企业创新资本与企业家创新资本联通性研究

在归纳厘清企业创新资本和企业家创新资本内涵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学研究中关于二元对立状态化解方法的理论，指出属于整体范式的企业创新资本和属于个体范式的企业家创新资本之间既非直接的相互替代关系也非单向促进影响关系，而是多维联通“二元同体”关系，进而构造出能够刻画两者关系逻辑的概念模型，以对两者间内在联通路径及相关作用机理进行探索性分析。     

集权式股权结构会影响信息技术企业创新吗——非执行董事的中介效应

中国企业普遍具有高股权集中度。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以Osiris和CSMAR数据库中国信息技术类全球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集权式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以及非执行董事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绝对集权式股权结构更易形成控股股东的“支持效应”和大股东间“同舟共济”，体现为保守的创新投入和较高的创新产出；相对集权式股权结构更易形成控股股东的“掏空效应”和大股东间“同床异梦”，体现为较高的创新投入和较低的产出。基于中介效应机制的研究表明，非执行董事对创新投入的决策效应不显著，但对创新产出的“监督效应”显著，且非执行董事具有显著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两职分离能够抑制相对集权式企业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家族企业在相对集权式股权结构下的“掏空效应”和“同床异梦”更明显。